《语言战略研究》∣ 说说《社会语言学译文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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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8年，社科院语言所的《语言学资料》以《语言学动态》的新名复刊①。第1期首篇发表了赵世开先生的《近十年来美国语言学研究简介（1965—1975）》一文，其中提到了“社会语言学”（sociolinguistics）的新进展；第2期发表了蔡富有先生翻译的威廉·布赖特（William Bright)的《社会语言学的诸方面》一文；1980年，《国外语言学》第5期开始连载彼得·特鲁吉尔（Peter Trudgill）的《社会语言学导论》（Sociolinguistics:An introduction 1976）②。从此，中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在本土发展的基础上③，开启了与国际学界的接轨，也开始走上了蓬勃发展的大道。
也是在 1980 年，祝畹瑾先生开始走进密歇根州立大学进修访学。在密歇根，祝先生在社会语言学的路上前进了一大步，也开启了与社会语言学家卡罗尔·司珂腾（Carol Myers-Scotton）的学术友谊之旅。
1981 年回国后的祝先生开始开设社会语言学的课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有感于学生对国际社会语言学文献的不熟悉以及书籍资料的不足，她萌发了编译一本文集的想法。她“在只有两成把握下就开始动手了”，但仅用了两年时间，《社会语言学译文集》（以下简称“译文集”）这“有功于学术界的一件好事”（许国璋 《代序》第1页）就顺利告成了。
社会语言学从1960年代建立以后，20年间发展迅速。到1980年代，已经出现了许多经典性文献，所以在选文章时，“本书只选用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著，以便读者对社会语言学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有所了解。”（第Ⅱ页）在这一思路指导下，《译文集》一共选取了 11 篇一时之选的经典文献，另外还邀请许国璋和尤金·奈达（Eugene Nida）两位先生写了序言和介绍，全集共含13篇文章。可以说，《译文集》基本上囊括了当时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路径和理论范式。
在《关于社会语言学》一章，奈达对后面11篇文章的核心观点进行了绍介。其中指出：“社会语言学优先考虑的是言语而不是语言，是功能而不是结构，是语境而不是信息本身，是语言的得体性而不是语言的任意性。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语言可以最终非常清楚地发现语言交际的本质。”（第18页）；并最终总结说：“虽然把社会语言学定义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是合理的，可是也许把它看成处于现实的语言研究的中心更加恰当。脱离实际语言的语言学多半是人为的；不经常考虑语言所表达的人际意义，语言学常常只不过是真正的语言学的一个影子。”（第34页）
“言语社区”（speech community）、“交际能力”（communicative competence）都已成为了社会语言学的基本核心概念，《言语共同体》（John Gumperz）、《论交际能力》（Dell Hymes）两文就是这两个概念的源出文献。
“谁在何时用何种语言向谁说话”（Who speaks what language to whom and when?）已经成为社会语言学的格言，费希曼（Joshua Fishman）一文通过对“双语/多语”这一经典论题的分析著成了（宏观）社会语言学的这一经典文献。
巴兹儿·伯恩斯坦（Basil Bernstein）是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，也是“语码”（codes）这一论题的拓荒者和引领者。《复杂语码和局限语码》一文就让人们真切领略到了教育、社会化、社会结构等在儿童及成人言语心理和行为上留下的刻痕④。
《纽约市百货公司（r）的社会分层》已经无需多言，她在研究方法、研究步骤、研究理念等多个方面深深影响了社会语言学（尤其是微观社会语言学）的研究，也进一步确立了拉波夫（William Labov）作为社会语言学开拓者的学术地位。
显性—隐性 / 外在—潜在（overt-covert）这一对概念已成为许多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常用术语（比如显性政策—隐性政策、外在威望—潜在威望等），正是《性别、潜在声望和诺里奇市英国英语的变化》一文将大家的视线引向了以前为人所忽视的“潜在层”。
“称呼”的使用受到民族特点、社会结构和集团意识等的影响，也还与会话者的身份差距和亲疏程度密切相关，《表示权势与同等关系的代词》（Roger Brown & Albert Gilman）就展示了上述变量对称呼使用的限制作用。此外，“权势—同等”这一对比对也从此成为了一个广受关注的区分。
司珂腾和尤利（William Ury）一文利用真实场景语料和定量方法，探讨了说话人进行语码转换（code switching)的机制，揭示了社会场景的确认与调整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。此文为语码转换研究提供了一个经典范例。
搜索“谷歌学术”（Google Scholar）上弗格森（Charles Ferguson）著述的引用率，《双语体现象》（Diglossia）一文以4446次的引用率高居榜首。其影响深远的一个例证是，这篇文章发表后的第25年，John DeFrancis（1984）依据Diglossia（双语）提出了 Digraphia（双文）的概念。
《语言、话题和听话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》（Susan Ervin-Tripp）从（社会）心理学的视角分析了交谈中几个主要变量的相互制约作用，有实证分析、也有方法论思辨。时隔多年，笔者依然记得读到王菊泉先生翻译的特立普的《称呼的社会语言学规则》⑤一文时的那种酣畅。谨记其中的一句论断于此：“对于具有特定地位的对象，如果有一个公认的正规称呼，则任何偏离都是一种信息。”
1960年，兰伯特（Wallace Labert 1922—2009）与其同事一起发表了Evaluational Reactions to Spoken Language 一文，首次提出了“变语配对测试”（matched-guise test），用以测定个体或社区群体对某特定语言、方言或口音的真实态度。《双语现象的社会心理》就是对这一测试的应用，也是双语与二语习得的心理视角研究的经典文献。
Preston（2004）曾经列出过社会语言学的一些研究路径范式，如下图所示。可以看出，《译文集》囊括了其中的大多数。
祝畹瑾先生早期写出了一系列经典的社会语言学论文，比如 Scotton & Wanjin （1983）和 Scotton & Wanjin （1984）对“同志”和“师傅”这两个称呼的分别考察；Wanjin & Jianmin （1991）则很可能是大陆学者最早对语言与经济关系的思考。
1991年，祝先生罹患肾癌。尽管如此，先生依然尽心尽力于科研教学和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发展事业。2013年，《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》出版。
对于中国社会语言学来说，1985年和1992年是两个值得纪念的年份：1985年在《译文集》出版的同时，陈松岑先生的《社会语言学导论》也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；1992年，在《国外语言学》上连载的特鲁吉尔的《社会语言学导论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也是在这一年，祝先生的《社会语言学概论》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。而在这两个年份中间的1987年，中国第一届社会语言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。
在改革开放的东风中，《译文集》等著作以及《语言学动态》/《国外语言学》等杂志诸论文的适时出版或发表为广大学人提供了亟需的学养，也为后来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大发展提供了更多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持。
弹指三十年，《译文集》作别了一批又一批的老读者；来日尤可期，《译文集》也将迎来一波又一波的新读者。
注 释
①1961年，《语言学资料》（1961—1966）作为《中国语文》的附属刊物而出现。改革开放之后，更名为《语言学动态》（1978—1979）并开始单独刊行。两年后，更名为《国外语言学》（1980—1997）。1998年，又更名为《当代语言学》（1998— ）。
②199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单行本《社会语言学导论》，彼得·特鲁吉尔著， 周绍衍等译。
③如罗常培《语言与文化》（1950），陈原《语言与社会生活·社会语言学扎记》（1979）、《社会语言学》（1983）。
④这很容易就能让人联想到皮埃尔·布迪厄（Pierre Bourdieu）的《区隔：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》（Distinction: A Social Critique of Judgment of Taste）一书。
⑤《国外语言学》，1984 年第4期。
参考文献
祝畹瑾 编 1985 《社会语言学译文集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Lambert, W., R. Hodgeson, R. Gardner, and S. Fillenbaum. 1960. Evaluational Reactions to Spoken Languages.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(1), 44-51.
DeFrancis, John. 1984. Digraphia. Word 35(1), 59-66.
Preston, Dennis R. 2004. Three Kinds of Sociolinguistics: A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, In Carmen Fought (ed.),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: Critical Perspective. 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Scotton, Carol Myers. and Zhu Wanjin. 1983. "Tongzhi" in China: Language Change and Its Conversational Consequences. Language in Society 12(4), 477-494.
Scotton, Carol Myers. and Zhu Wanjin. 1984.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Shi.fu, a Language Change in Progress.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26, 326-344.
Zhu Wanjin and Chen Jianmin. 1991. Some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Situation in China.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2(1), 91-101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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